语文校本课程以古诗文为本初探

　　“校本（school-based）”的含义是什么？

　　从英文字面来理解是“以学校为本”、“以学校为基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郑金洲在《走向校本》中这样解释：所谓校本，一是为了学校，二是在学校中，三是基于学校。为了学校，是指要以改进学校实践、解决学校所面临的问题为指向；在学校中，是指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即学校自身的问题，要由学校中的人来解决，要经过学校校长、教师的共同探讨、分析来解决，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诸种方案要在学校中加以有效实施。

　　“校本课程”是一个外来语，最先出现于英美等国，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校本课程是由某一类学校或某一级学校的个别教师、部分教师或全体教师根据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在分析本校外环境和内环境的基础上，针对本校、本年级或本班级特定的学生群体，编制、实施和评价的课程。按照现代课程分类理论来考察，校本课程并不是一种课程类型，而是属于课程管理方面的一个范畴，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同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基础教育新课程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即中小学新课程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国的校本课程是在学校本土生成的，既能体现各校的办学宗旨、学生的特别需要和本校的资源优势，又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紧密结合的一种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的课程。这一界定试图反映校本课程的三种基本属性，即关联性、校本性和可选择性。

　　校本课程是学校自主决定的课程，它的开发主体是教师。教师可以与专家合作，但不使专家编写教材，由教师用。教师开发课程的模式是实践——评估——开发，教师在实践中，对自己所面对的情景进行分析，对学生的需要做出评估，确定目标，选择与组织内容，决定实施与评价的方式。目前，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是教师小组，而不是单个教师。

　　校本课程的开发，主要是针对国家课程开发，以学校为基地进行地方性、特色性等课程的开发，实现课程决策民主化。国家在作课程计划时应该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学校，强调学校、地方一级的课程运作，主张学校的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社区代表等参与课程的决策。校本课程开发是学校课程管理的组成部分，它需要有领导的支持，专家的指导，教师的努力和参与，需要得到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和评价。

　　语文校本课程为何应以古诗文为本？

　　加大语文课程资源的研究与使用力度，开发具有文化内涵的、丰富的课程体系，开展形式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奠定学生深厚的文化功底是语文校本课程建设的要义。而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群头脑里没有是非观念的儿童是国家的灾难。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对此，南怀瑾先生曾无限感慨地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如今却像个乞丐一样，向西方讨文化的饭吃。”这是因为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后，经济、科技和军事等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侵略。一些知识分子寻找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结果把账算到了文化传统的头上。他们以为是旧的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家学说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拖累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五四”运动时的一班人，为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推翻旧文化。可是，他们分不清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经过几千年考验积累起来的精华，什么是后来人穿凿附会、肆意曲解，加进去的糟粕，结果就把精华与糟粕一起抛弃，矫枉过正了。旧文化推翻了，新的中国文化却并没有建立起来，就这样把中国文化传统拦腰砍断。他们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教育，提倡接受新的教育。传统教育以人格的养成为贯彻始终的精神。新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对于开启国民知识和普及教育的效果，的确非前代可比，但知识并非就是学问。人格的养成和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并非有了知识就能成功。我们现在的教育大体上都是传授知识和技能，并没有真正顾及到国家民族承前启后的百年大计。现在的教科书变得只学语言，没有文化。这种教育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造成的流弊与祸害是巨大的。

　　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创造力；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现在，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已出现很多社会病。这些社会问题依靠西方文化本身已难以克服。许多有识之士反从中国文化、东方文明中找寻解决办法。而我们中国人却在妄自菲薄，崇洋媚外。

　　文化重建要从儿童抓起。把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使得命如悬丝、不绝如缕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进而发扬光大。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宝贵的文化资产，这是传统得以代代相传的载体，也是这个民族始终保持创造力的活水源头。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就在于由一批历代流传的经典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资产。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是要随时代变化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要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种文字，也就是文言文，单独成为一个系统，表达了思想。中华文化的宝库都在上下五千年的古典书籍里，古书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文言文所保留下来几千年前的思想，对后人来说没有障碍。通过文言文，后人就能凭借这些经典与前人沟通，从前人的智能中吸取思想养料。中国的文化传统就这样一代代延续下来，但每一代人也不是墨守成规，总有自己的创造和贡献，使我们的文化充满生机。每一代人的文化创造力就是立基于这些经典之上的，经过融会贯通，推陈出新，转化出新的生命力。

　　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一班人提倡白话文。这本来有益于普及文化，但他们却以废弃文言文为代价。于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再能够使用文言文，基本上就读不懂古书，结果失去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无法再从传统经典中吸取养料，产生出新的创造活力。相反，只得拾人牙慧，从欧美文化中一麟半爪地讨一点来卖弄。因此，如今提出重整中国文化断层，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实际内容的：要培养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一代人，找回打开这个上下五千年文化宝库的钥匙，让传统重新成为文化创造的动力。

　　语文课堂诵读经典的好处是什么？

　　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尤其是读中国书，更要高声朗诵。朗读多了，音韵和字义等因素都会逐渐影响读者，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慢慢悟进去，将来长大后的学问就广博了。在中国古代，这是个普通的教育方法，但在二十世纪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后，对儿童的教育，不再采取朗诵、背诵的方法，而着重知识的灌输和理解。这是受美国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胡适等人将杜威“生活即教育”、“理解为教育前提”的理念引入国内之后，将背诵经典视为食古不化的传统积弊。他们主张：教材的选编要按照分类化原则，依儿童理解能力，按部就班，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他能懂的才教。教育目标遵循实用原则，儿童生活上有需要才教。教学方法要注意兴趣原则，也就是要顺应儿童的兴趣，有兴趣才学得好。结果儿童教育就变成了“小猫叫，小狗跳”。其实，背书的方法不但不妨碍社会发展，反而使社会文化更发达。背诵可以增强一个人的智力、记忆力、思考能力，使头脑更细腻、更精详。

　　儿童背诵经典的好处是有科学依据的。德国医学博士林助雄医师等人的论证就证明了背诵经典的科学性。美国医学博士杨定一医师在台湾长庚纪念医院进行儿童读经所经历的身心变化的科学试验。他说，初步研究显示：参加文化导读活动的儿童，其记忆力增强，且数项EEG变化也类似高级静定的反应。当朗读经典时脑波韵律慢下来，而且比较同步，类似激光作用。这些脑波变化，可以解释为儿童在读经时所呈现宁静安详的身心状态，也因此更有助于注意力集中与持久。经常有家长表示，参加读经活动后，会迸发创造性见解，这些是与缓慢的α波及同步的脑波韵律十分有关联的。

　　1998年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推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组织孩子每天用15－20分钟的时间来诵读中国传统古诗文中的经典之作，用经典来充实、开发孩子们记忆力的黄金时代，让中华文化在新一代中国人中传承。徐永光认为：指导儿童诵读中国古代诗文经典的意义，一是在于开发记忆力，是一种终身受益的文化准备；二是打好语言文字功底，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不会写文章，其原因是语文基础差。中国语言文字之根在古诗文经典，这些千古美文就是最好的范文，而学习它的最好方法就是幼时背熟。三是获得熏陶和修养。古诗文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如“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这些积极的人生理念和道德精神，都会对孩子的一生产生积极影响。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此成立了“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全国组织委员会，由青年学者陈越光先生担任主任，负责落实全国儿童读经的组织推广工作。

　　1998年2月18日，组委会开始在北京、湖北的1500名小孩中进行三个月的试点工作，以便取得经验，全面推广。试点单位包括农村贫困地区小学、城乡结合部小学，城市普通小学、高校附属小学、民办学校、幼儿园和文化背景较好的街道社区等7种类型。试点单位的大多数教师和家长从孩子们的变化中亲眼看到，读经不但能在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利于孩子的人格发育，而且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根据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进行的评估结果显示：94.2％的家长和100％的教师认为，诵读古代文化经典对提高孩子的语言文字能力有好处。

　　试点成功后，1998年6月，“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激活。组委会向全国青少年提出“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的口号，确定以“直面经典，不求甚解，但求背熟，终生受益”的方针指导儿童读经。他们原先指定的计划，是开展10年，组织全国的100万孩子参加，但活动一开展，发展速度大大超出预料。最初是学校的热情比教育主管部门高；家长的热情比老师高；农村学校的热情比城市学校高。后来，各地的学生、家长、教师和地方政府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文化重整工程。广东廉江市“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已成为青少年的自觉行动，全市490所中小学的近4万名学生积极参加。湖北罗田县实验小学利用校内闭路电视，开办《古诗文导读》专题节目，每天向全校播送10分钟，时间一到，全校2800名学生便与主持人一起齐声朗读起来。当时的河南尚义县副县长刘善修称，“古诗文诵读工程是构筑新的希望工程，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就容易却艰辛。”山西右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时的县委书记高厚说，“与物质贫困相比，精神的贫困更为可怕。古诗文诵读工程可以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长大后为富民强县作出贡献。”

　　文化导读工程在各地铺开后，效果是显着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参加导读后，已能阅读《资治通鉴》，流利地说讲英文和大量背诵莎士比亚英文原著。北京21世纪实验学校发现，孩子形成背诵习惯以后，往往更喜欢背诵那些稍长一点，一气呵成的诗文。像《陋室铭》这样的文章，小孩子往往用二三十分钟就能背下来。家长起初比较多地着重于开发孩子的记忆能力，后来家长发现参加活动后，孩子们的语言文字能力大大提高，下笔成文，出口成章。在许多地方，小学生每天诵读20分钟，坚持3年后就能背诵10万字经典，超过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的背诵量。更重要的是家长越到后来越看到，孩子在经典古诗文中吸取了做人的精神力量，气质也提高了，就是苏轼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许多家长和老师来信，对于孩子们把诵读的内容举一反三地用于现实生活，都感到非常意外，非常惊喜。如一所私立学校有个男孩子，由于家庭富裕，从小娇生惯养，平常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做。学校开展读经活动后，孩子居然主动在家扫地。妈妈觉得不可思议，问他怎么想起扫地来了。孩子用一句古文回答：“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000年3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美国朗讯科技基金会、国际青年基金会在北京联合搞了一次“古文诵读──城乡手拉手”行动。当外国友人走进学校，看到成千成百的小学生大声背诵《论语》、《老子》和唐诗宋词时，他们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说：“虽然听不懂内容，但从孩子们的神情上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力量。

　　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就是提倡教十五、六岁以前的孩子熟读经典、开发潜能。读诵的内容，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不管四书五经，或是其它古书，任何一段，教小孩子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不给他讲解，偶然稍稍讲一点。这样背下去以后，一辈子都有用，一辈子都忘不掉。教小孩子背书，这是中国人已丧失的基本教育方法，可以说西方人也忘记了。

　　台湾率先响应国际文教基金会的倡导而举行读经活动的是台北薇阁学校。这所私立学校在台北以其高质素的教学闻名，薇阁学校从幼儿园的四岁小班和五岁大班起就都设有儿童中国文化导读课程，让孩子背诵四书五经等文化经典。这个学校的学生在读经后，不仅增加了识字和词汇量，提高了阅读能力和作文能力，而且人格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比较懂事，不与人计较，懂得体谅他人，具有反省精神，易于接受他人批评，容易静下心来，具有羞愧心，能够自我规范，爱整洁，守秩序。此后，越来越多的家庭、社区和学校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而且成效显着。例如，台中县大里市崇光国小六年级四班，从四年级开始读经，两年后全班面貌彻底改变。这个班级开展读经后，在整洁比赛、秩序比赛等团体竞赛中，几乎每次都拿全校第一；作文比赛、朗诵比赛、学科评比也都名列前茅。目前，台湾参与读经活动的少年儿童已从最初的1000人增加到80多万人。

　　香港的儿童读经活动起步较早。1997年6月，天平儿童基础教育中心的主持人陈鸿远律师从国际文教基金会听到介绍后，就开办了第一个”经典文学诵读乐园“课程，招收一到四年级的小学生，每个星期到中心上课一个半小时，诵读《论语》、《大学》、《三字经》、唐诗等中国古代经典。由于课程效果显着，不仅提高了学生的中文水准，而且改善了他们的气质和行为，获得家长和教师的赞同。天平中心不仅自己开展读经活动，而且逐渐向香港其它教育机构推广。他们协助九龙的伍华小学和马鞍山的泰白纪念学校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儿童读经活动，为他们提供教育大纲和免费培训师资。目前这两个学校的读经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尽管在这个华洋杂处的前英国殖民地，推动中国文化殊非易事，但经过三、四年的努力，读经活动正从天平儿童基础教育中心扩展到香港社会。特区政府教育署的总督学在考察了天平中心的读经课程后颇为欣赏，主动向其它学校推介。目前，不仅保良局属下的各个学校开展了读经活动，而且天主教会所属的各校也在课外开设朗读中国文化经典的课程。据保守估计，全香港已有3000到4000名学生投入了儿童读经活动。这个曾经被称为文化沙漠的城市开始露出中国文化复兴的盎然春意。

　　鉴于导读的理念还将会影响到更多的教育或其它领域。国际文教基金会还成立了儿童智能开发中心，并与华东师大教育科学研究院合作，在师大附属的幼儿园、小学进行实验教学。1999年8月，双方联合进行儿童中国文化导读与潜能开发绩效实验。他们选取上海2所幼儿园和4所小学中的几个班级为实验班级，并选定了平行相关的对照班级。对实验班级实行了两个学期的经典导读训练，分别对他们在识字量、记忆力、注意力、智商和人格等五方面的指针进行实验前后差异、对照班和实验班之间差异的比较和检验，作出研究报告。 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儿童中国文化导读活动对于同时提高儿童的识字量、记忆力、注意力和人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最明显的效果是增加识字量。每天诵读15－20分钟的华东师大幼儿园实验班的大班儿童，平均识字比对照班的儿童多129.92个。宝山实验小学二年级实验班的学生比对照班平均多识字289.15个。可以说这些实验已经触及了一个巨大冰山的一角。

　　如何开发、运用古诗文校本课程？

　　开发，首先应具有强烈的资源意识。美丽的自然风光、无数的名胜古迹、多彩的民俗风情，即时性的国内外重要事件，丰富的学生生活……凡是现实中有的且适合语文课程的，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资源。另一方面努力挖掘、开发利用好校内的、当地的、当时的语文课程资源，把它们有计划地、及时地引入到语文教育教学中，可以大大加强语文课程与时代和现实生活的联系，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在生活中学、用语文的能力。建立课程资源意识，努力寻求校本课程开发的生长点，开展多种形式的语文实践活动。

　　合理利用传统优势资源，开发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传统文化正是每个民族、每个地方特有的文化。为此，用好、用足当地课程资源，开发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课程显得尤为必要。比如，河南可以围绕炎黄历史、黄河文明；湘西可以围绕东巴文化；延安可以围绕革命圣地与伟人精神，创设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研究类校本课程。而北京作为首都，蕴藏着丰厚的文化资源，历史名胜、山川园林、红楼会馆；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民间艺术、民风民俗……无不为语文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教育资源。为此，学校可以尝试开发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校本课程。目前，一些学校开发的”宣南文化“、”民间文化研究“、”对联艺术“、”品味文化“等校本课程，从京味文学、胡同文化、建筑艺术、民间工艺、服饰文化等不同层面展开了对北京传统文化的系列研究。学生从文化的视角尝试探索、实践与研究，打开了视域，传承了民族文化，为其构筑起厚重的精神底蕴，培养了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自然、人类与社会的人文情怀。主题类的校本课程开发也可以采取针对某一领域的课程内容进行纵向深层次的课程开发，以满足部分学有所长的学生在某一领域中的深入学习与发展。如北京市崇文区回民小学将民间文学”藏头诗“引入学校课程，在欣赏与学写藏头诗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与创造力。

　　那么，江西的传统资源有哪些呢？我们不妨从江西名人下手，东晋浔阳柴桑人陶渊明的散文《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北宋抚州临川人晏殊的词《踏莎行》《山亭柳》、《蝶恋花》、《菩萨蛮》、《浣溪沙》；北宋临川人晏几道的词《临江仙》、《鹧鸪天》、《阮郎归》；北宋吉安永丰人欧阳修的散文《醉翁亭记》，诗《画眉鸟》，词《踏莎行》、《玉楼春》、《蝶恋花》、《浪淘沙》、《生查子》；北宋修水县人黄庭坚的词《清平乐》、《鹧鸪天》、《水调歌头》、《诉衷情》、《望江东》；南宋江西婺源人朱熹的诗《观书有感二首》、《春日》；南宋吉州吉水人杨万里的诗《闲居初夏午睡起》、《舟过安仁》、《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初夏睡起》、《新柳》、《伤春》；南宋鄱阳人姜夔的词《扬州慢》；南宋庐陵人文天祥的诗《正气歌》、《过零丁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抚州临川人王安石的诗《伤仲永》、《元日》、《泊船瓜洲》、《梅花》、《书湖阴先生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南丰人曾巩的散文《墨池记》；明代临川人汤显祖的诗《感事》、《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曲”临川四梦“《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牡丹亭》。

　　描写南昌风光的有王勃的散文《滕王阁序》，另有由多数江西人组成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洪炎、洪朋、饶节、僧祖可、徐俯、林敏修、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25人。认为这些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后被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稍后曾纮、曾思等人也被补入江西诗派。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

　　江西不仅有文人墨客，还有着热血烈士，在这片红土地上，毛主席、周总理的痕迹仍在流淌。在运用古诗文校本课程的过程中，老师们就可据此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改变单调枯燥的教学状况，采取多种形式的语文实践活动，如诗歌朗诵会、诗歌接力赛、读书成果展示会、故事会、才艺大比拼、”记者站“，创办期刊，开展”走近大师“、”走进博物馆“等系列活动以及专题研究等，让学生了解传统经典的同时，又增加了他们的地域自豪感。这样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自我实践、合作探究的能力，引导学生在与人交流合作中，在自然与社会的大课堂中学会观察思考、学会获取信息，学习恰当的表达，从而提升语文综合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