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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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比我大二岁,我们都生在西兴,她从小就很懂事,一点也看出是个小孩子的样子。由于我父亲长期在外工作,母亲经常有病卧不起,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好。我二姐自然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二姐八岁的时候,就挑起了照顾家人的重担。做饭、洗衣、照顾弟弟妹妹……一切家务都由她一人承担。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姐为了帮家里挣生活费,想方设法托邻居给她找零活。在邻居的帮助下,二姐接过不少活:接线头、摇棉纱、钩手套、编棕绳……什么粗活累活,她都干过。有时工作忙不过来,她就把接线头的活拿到学校去做,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偷偷地干活。为此,二姐几乎每天都要留堂做功课,很晚才能回到家,一回到家却又要不停地干活。

  为了赚钱贴补家用,二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几里路去交货,干一个多月才能拿到五六块钱,但是她从没有自己拿过一分钱,总是将这些钱全都交给母亲,有一次母亲给她五毛钱零用钱,她开心得几乎跳起来。我的二姐就是这样一个知足的人。

  后来,因为长期工作导致过度劳累,二姐终于病倒了,父母这时才发现女儿一个要承受得实在是太多了,相比现在那些被父母捧在手心怕碎,含在嘴里怕化的小公主、小王子来说,那时的二姐实在是懂事。

  二姐15岁那年,瞒着大人独自去到西兴街道办报名,要求到边疆支边,在她的再三恳求之下,街道办的同志被她的积极举动所感了,终于同意了她的报名请求。经过了政审和体检,街道支青办贴出了去边疆人员的光荣榜,其中有我二姐的名字。由于二姐是瞒着父母去报名的,当名单下来之后,父母简直惊呆了,她小小年纪,怎么能去边疆受苦呢?但是那时,名单一旦批复就一定要去,最后父母没办法,只好让她独自一人去边疆。

  1970年,二姐正式接到知青办的通知,支边的地点是黑龙江大兴安岭,常年气温在零下几十度。父母知道后一度泪流满面,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就连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吃不消,何况是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呢?但是二姐去意已决,走的那天,我们全家都去杭州火车站送行,车站里都是去送行的家人,离别的哭声响彻了整个车站,父母也是泪水涟涟,唯独我二姐没有掉一滴泪,她自小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姑娘,哪怕再苦再累,她都说出来。一阵阵哭声衬着她那张稚嫩的脸,愈发显出离别的悲伤。

  在那阵阵的哭声中,火车载着我的二姐徐徐开出了杭州火车站,一想到自己年幼的女儿从今以后就要背井离乡,在遥远的大兴安岭独自生活,我的母亲就悲从中来,以至于在回家路上,甚至因为过度悲痛而跌倒,留了很多血。之后的几天,她也是茶不思饭不想,一直担心二姐的情况,直到一个多月后,收到我二姐的来信,信中说那里生活还可以,就是冷了点,零下几十度的天气不能出门,只能待在帐篷里。黑龙江的天气冬天不干活,只有春天才可到外面干活,我父母看到信后心里放心了许多,笼罩在我们家一个多月的悲伤气氛终于过去了。

  我二姐还是个很孝顺的人,在黑龙江的时候,她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寄回家里补贴家用,这样一直过了很多年,终于由于工作调动,她得以回到家乡。从十五岁离家支边,到二十四岁回家,二姐在大兴安岭一呆就是九年,当她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时,坚强如她都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如今,二姐被安排在萧山房管委工作,后调动到萧山城建公司直至退休。多年来,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夫妻恩爱,儿女幸福,我想这一切与她多年来的辛苦是分不开的。二姐近日同我回忆往事,还忍不住觉得心酸,我劝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如今社会发展了,祖国富强了,我们再也不用受像当年那样的苦,这才是值得开心的事情。

  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我的二姐,愿她在有生之年能够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活得开开心心,以弥补过去的那些心酸。

  西兴东方红中学 封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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