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读书笔记

　　我是一个小学语文教师，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政治学上的著作仍会翻起。首先谈谈这本书给我的感受，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是全新的一种感觉，它就好像是教我如何去做一个高深莫测的“坏人”。因此，我被其深深地吸引了。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从柏拉图开始，政治家都是在人性善论的基础上阐述他们的政治思想的，认为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同样，马基雅维利继承了西方人本的政治思想，以“人”的眼光研究政治问题，首要前提便是对人自身的肯定。本书中的作者强调人的作用，反对宿命论的消极世界观。“许多人认为人类智慧是不能改变命运的，对此他们没有必要费心劳神地干事业，只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但是人类的主观意志并非完全不顶用。其实命运主宰着我们一半的活动，而我们另一半的活动是由我们自己支配的”。“命运就像一个女人，想要征服她就应该痛打她，将她击翻在地”。可见，马基雅维利并不否认命运(规律)的作用，看到了客观规律与外在条件对社会和人生的制约作用，但他更强调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认为对待机遇也是如此，“机会使选择的形式有了内容。没有机会，他们的意志力就没有用武之地;而没有意志力，机会只有徒然溜走”。“所以，机会成就了这些人的伟业，而卓越的才干使他们得以洞察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使祖国日益昌隆”。马基雅维利十分清楚机遇与人自身能力的关系，强调两者的结合。这在当时是绝对的人文主义思想，至今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基雅维利坚持人性本恶的主张，他是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阐述他的政治思想的，这与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的说法如出一辙，但不同于荀子劝解人们要学习，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他是从不同的角度说了解决方法，他说道：“谁促使他人强大，谁就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是他运用才智或诉诸武力促成的，而强大了的人们都会对这两者心怀猜忌”，而为了凌驾民众之上而来统治民众，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那么，人性到底善还是恶呢?貌似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古今中外思想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不同的答案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中国儒家思想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从而把道德教化作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政治也就和伦理不可分了;而西方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有“原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所以必须建立一系列制度法制来分权制衡。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再善良的人也不可能没有一丝恶念，而再邪恶的人心灵深处也不可能没有一处柔软的地方。也许善恶是统一于人当中的吧，善中有恶，恶中有善，无法分离。他对与人性的假设，就现在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是符合y理论的。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都是无一例外地受利益的驱使，毫无社会道德而言。人可以忍辱而事杀父之仇人，却不能不切齿于侵夺他财产的人。因此在马氏看来，人都是狡猾虚伪的，人民服从君主是出于万不得已，遇到可能，他们就会掉头去反抗。假如人民可能自择，他们必然随其本性，惟恶是从。因此，君主统治与其用爱不如用威。 古今中外有许多手腕强硬的人物都是十分推崇《君主论》中的观点的，其中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德国统一的名相卑斯麦、法国皇帝拿破仑还有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等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称为暴君而且自己最后也没能逃脱被历史抛弃的命运，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完全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去执行。虽然他说到君主需要像狮子一样迅猛也要想狐狸那样狡猾，两者缺一不可。但是他又说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不能被列位伟大人物的行列之中的。君主需要做一个伪君子和大骗子，但要注意的是要在表面上做到一些所应该有的良好品行，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们对道德的牺牲。我想这是符合哲学辩证的观点的。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国家和厉害的君主也不乏这样的任务，曹操杀无辜的粮草官、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都是如此。

　　同样，马基雅维利也同样重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也是他的论调。他强调，就君主自身来说，一个被贵族所支持和推选的君主远没有一个受人民支持的君主来的安全可靠;一定不能让人民憎恨，否则再多的堡垒都是没用的。马克思说过，16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基雅维利是最早这样做的思想家，他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也摆脱了神学”。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与古代、中世纪的政治观念划清了界限，成为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

　　散乱的意大利各城邦统一之后显然不如其分裂时更有名，灿烂的文化艺术成就和多元的思想理论将文艺复兴时期打扮得如同教皇缀满宝石的权杖。这是一柄举世无双的权杖，它将整个欧洲带上了一条新的朝圣之路，并成为了整个地球的主宰。然而，如同最美好的宝物并不属于最勇敢的骑士，只属于最贪婪的欲望一样，欧洲主宰们的助推器正是赤裸裸的抢夺，残酷的镇压和无情的竞争。

　　迥异于欧洲，中国在儒家文化千年的洗礼下已被磨去了野蛮的棱角，中正、敦厚、平和的我们面向远古，排斥未来。内圣外王的思想贯穿着中国王者的教育，“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理论占据着他们的执政思想。过去，我们凭借文化和思想统治世界，万邦来仪却都心怀叵测;胸怀万里却闭关锁国。奴化自己和奴化别人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后来的18、19世纪产生了碰撞，侵略者们刚刚亮出了钢牙，我们就已经略显悲壮的缴械投降。马基雅维利获得了完胜，他的著述改变了世界。

　　《君主论》的成功在于它顺利的在欧洲诞生，城邦林立，强敌环饲的佛罗伦萨给与了霸权理论得天独厚的土壤。彼时的欧洲，有限的辖地造就了一大批村长国王和县长国王，统治的本意变成了生存而不是享受。于是乎，卑鄙就成为了卑鄙者的通行证，无耻也成为了无耻者的座右铭，成王败寇的唯一差别就在于比别人再多无耻一点点。本书便给众多的强盗头子们提供了机会，也给人性中的阴暗面找到了一个貌似正当的理论基础。剩下的工作，便是欧洲强盗们如何更好地践行这套理论，印证这套理论，最后放之四海皆准。

　　马基雅维利是个直率的功利主义者，直率的甚至有些可爱。老马同志认为人之初本善或是本恶已无需争论，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而且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他精辟的言辞锋芒毕露，字里行间已经具备了杀人的潜质。东方和西方，一进一退之间，日后发展的道路便清晰了起来。所以，并不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实在是我们纯真的眼里融不进沙子，风沙一来唯有放弃抵抗而已。

　　五百年过去了，《君主论》却并没有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它就像一把利刃，随时戳穿着政治主宰和商业寡头们的种种谎言。马基雅维利随时在提醒我们：强者与道德无关，强者与宗教无关，强者只与自己有关。关于我们通常认为的各种美德，老马有如下一段描述：“当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或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时，一位英明的君主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但君主又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要显得具备一切优良品质。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面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老马看透了。世界越来越小，竞争却愈加激烈。无论是战争社会还是商业社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说法颠扑不破。 1998年金融危机，伪善的西方政客和资本家们联手吹大了东南亚的经济泡沫，人们突然发现天堂和地狱竟仅一纸之隔，第三世界的“群氓”们被狠狠的欺骗和抛弃。如今，次贷危机的影响又席卷而来，马基雅维利的徒子徒孙们多少年前开始的游说收到了效果，他们表里不一，大发其财，其苦果却要由全世界的人来承担。战争没有一天停止过，掠夺也没有一天消失过，君主们却悄悄发生了转变，他们被上文明的衣衫，行使文明的欺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相同的结局绝不会再次上演。得益于国人眼界的不断拓展，知识层面的持续扩大，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君主论》这样一本影响了后世众多政治家、企业家、帝王和流氓的著作，也看到了辉煌成就之前的龌龊手段，了解了他们一袭晚礼服下面的满身脓疮。洋务运动时期，朝中的大佬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商业竞争极端激烈的今天，我们更应当利用他们的思想，完成自己的崛起。

　　《君主论》这本书描述的是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要效法狐狸与狮子，有狐狸的狡猾，狮子的勇猛。

　　比如说德国，德国的城邦非常自由，它们的村镇居民也很少，它们总有办法让老百姓常年在那些事关城邦存亡和老百姓的行业中工作.它们的军事素养也是声名远播,并有许多制度以保障这种素养。因此，一位拥有坚固得城邦.并且不被人民怨恨的君主,就不会收到攻击。一个孔武有力得君主总能克服这些困难，他会给臣民以希望，使他们相信灾祸不会持续太久，他会使臣民对敌人的残暴心生恐惧，他会把自己认为过于放肆得人巧妙得地控制住，此外，敌人来犯之时，定会再沿途烧杀抢掠，这时如果士气高昂，决议抵抗君主就不该犹豫不决，由于君主得抗敌行动导致他们的房屋家产遭受毁损，这使君主有负于人民。所以，对于一位明君来说，如果通盘考虑了全部情况，只要不乏粮草，防守得当，再受困之时使人民自始至终保持意志坚定，使不难做到的!

　　依我看来读这本君主论并不是说要当一个英明地君主，更多的是说去当一个出色地管理者，这对我学管理，我觉得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想上一段所从文章引出来的这一德国城邦的君主，他能把他的臣民引到同一阵线上，使他的臣民的思想上总是那么的坚定地站在他的一方!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这也体现着他的领导魅力，这是我们所要学的!

　　最后，《君主论》这本书，我觉得它非常值得我多读几遍，也许我下一次读它又有新的体会!正如马基雅维利写的那样“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马基雅维利确实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在《君主论》一书中都奉献了出来。 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君主该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如何治理国家，这么多方面中，我对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很感兴趣，所以我想着重谈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还是吝啬的人?

　　要我以前回答这个问题，那答案太简单了，当然是慷慨的，仅就词性而言答案就不言而喻。但是看了马基雅维利的分析，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一个慷慨的君主慷的其实都是他人之慨，他自己又不会种田赚钱，用的都是人民上缴的东西，他凭什么慷慨?而且慷慨如果拿捏不当的话就变成了奢侈，而到最后君主为了保持住自己慷慨的名声势必不得不横征暴敛，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样就会使人民怨恨这个君主，那么君主之位自然就坐不安稳了。隋炀帝“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因为他太慷慨了，人民实在受不了了，纷纷造反，慷慨的君主没逃过惨死的命运。马基雅维利说：“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如果说慷慨不能使我坐稳江山的话，那么吝啬之名又何妨?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残酷的人还是仁慈的人?

　　一个想流芳百世的君主肯定希望自己留下一个仁慈的美名，可是在马基雅维利心中，残酷从某种角度来说才是真正的仁慈，“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顺还，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他说对于有罪的人要严厉残酷的打击，这点本身没有错，姑息养奸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君主本身是昏庸的，他认为有罪的人恰是无罪的，那么作为一个残酷的君主肯定就会滥杀无辜，人民也会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怎么可能会稳定呢?所以说残酷的君主未必如马基雅维利认为的那样能给人们带去更大程度上的稳定。

　　君主是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敬畏好呢?

　　如果说两者只能择其一的话，我和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被人敬畏好。为什么呢?我想他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人威胁让我去打我的老师，不去的话就会对我拳打脚踢，那我肯定会按他的威胁做，因为冒犯一个我爱戴的人比忤逆一个我敬畏的人简单多了。那么依次类推，人民反抗一个他们爱戴的君主比反抗一个他们敬畏的君主要简单多了，道理是对的，可是如果人民爱戴一个君主的话，人们为什么还要反抗他呢?如果人民非常敬畏一个君主，敬畏到怕有他的统治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保证的话，人民事很可能造反的。就像人们爱戴李世民，所以根本就没想过要反他，君主之位自然就坐得稳了;人们虽敬畏秦二世，可最终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反，秦始皇期望的千秋万世就可怜的终结于二了。

　　有人把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到的一些观点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之后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强权至上主义的代名词。我虽然对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很多想法并不是很不赞同，但我还是认为做君主毕竟不是做一般的人，还是需要一些像马基雅维利说的吝啬，狠毒的品质去管理国家和人民的。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残酷的人还是仁慈的人? 当有人阻碍甚至威胁到君主的统治时，就应该狠下心来抓住时机将对手铲除，最好能短时间内一次性消灭干净，而不是长时间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消灭，不然社会长时间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无法正常生产生活，阻碍国家发展不说，群众也很可能造反。而短时间残酷，在人们心目中一时间会产生巨大的震撼甚至恐惧，但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其他不太相关的少数人的生命财产的丧失，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会淡忘。所以很长痛不如短痛。

　　君主是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敬畏好呢?别忘了李世民的仁政的基础也是建立在军队上的，李家的天下是军队打下来的，唐朝之所以灭亡离不开对军队控制权的丧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是无比强大的，甚至强大的军队也无法与之抗衡，但君主不能像控制军队一样管制人民，但他能通过军队，法律，刑法等使人们产生敬畏，但又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憎恨，产生反抗的情绪，从而维持统治。马氏说过受人爱戴是建立在他人的意志上的，而被人敬畏则建立在君主自己的意志上，这便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