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有效的引导

　　语文教学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有效的引导

　　--培养高一学生个性化思想习惯的叙事研究

　　温岭中学语文组  胡素娥  郑伟荣

　　摘要：语文课程标准中要求语文教学在落实知识、技能双基的同时，要重视学生情感、意志、价值观的培养，作文教学要引导学生说真话抒真情。而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却常常发现我们的思想教育存在失实低效的问题，学生的作文中普遍存在“阳光”的谎言和真实的“灰暗”，针对这种现状，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方法应该化“灌”“堵”为“引”“导”。

　　关键词：语文教学   个性化思想    引    导

　　在读教育论著时，我读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个小学生跑到老师面前告同桌的状：“老师，我同桌不肯借我橡皮！”老师就去教育那个不借橡皮的孩子：“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你应该将橡皮借给同桌！”可那个孩子却反问老师：“橡皮是我的，为什么一定要借给他？我不借行吗？”这引发了老师深层次的思考：现实社会中，当别人向我们借东西，借与不借都属于我们的权利，为什么我们在教育孩子时，却总是要求孩子一定要借东西给同学？于是，这老师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我们如何跟孩子讲真话？这后来成了整个学校的研究课题。

　　当我看到这故事时，吸引我的是那个不借橡皮的孩子的反问。无疑，这孩子在说自己的真实想法，而这想法来自于现实社会。一个人的成长往往受学校、家庭、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学校教育往往为孩子营造一个真善美的象牙塔，社会是个真善美与假恶丑混杂的大染缸，而家庭教育，则往往既希望孩子学好，努力趋同于真善美的道德律，又怕孩子太单纯，面临假恶丑现象时吃亏；这样，学校教育的真实性与与有效性经常会受到家庭教育与社会影响的挑战。于是，时间一长，我们的孩子越到高年级，对学校教育的叛逆性就越强，到了初中、高中，令人吃惊的现象就出来了，学生普遍学会说假话，他们在写作文时，信誓旦旦地讴歌真善美，内心却各有各的“小算盘”；因为，他们知道作文要想得高分，必须“唱高调”，至于是否真情实感，只有“天知道”！

　　而新课程作文教学的宗旨是要引导学生讲真话，抒真情，于是，我在高一作文教学中努力营造说真话的写作氛围，鼓励学生写个性化的真实的文章。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高一学生写出来的“说真话”的作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模糊不清的甚至错误的价值观和是非观。

　　有个女生写了一篇《我为妓女抱不平》的随笔，其另类的想法让我瞠目结舌：“妓女一不偷，二不抢，她们只是在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出卖自己的肉体而已，与别人出卖劳力没多大区别，她们从事的其实也是一种正当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们以出卖自己的身体解决了社会上特殊男性群体的性饥渴，大大降低了强奸案的发生率，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她们的付出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另外，风尘中的一些女子像李香君、柳如是，她们的见识甚至比当时的一些士大夫高，她们的人格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当今社会，我们不应该歧视妓女，她们的职业应得到尊重！”

　　当我让学生以“义利观”为话题写作文时，发现相当多的学生都认为，当生与义、利和义不能兼得时，舍义取生、舍义取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实社会中人们往往更顾及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有个男生在作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当生与义不能两全时，我们没必要舍生取义，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应该珍惜生命。比如抗日战争时期，那些为了保全生命而当了汉奸的人，其实是可以原谅的。”

　　我在震惊之余，试图通过评语纠正他的是非观，没想到他很不理解。于是，我就此在课堂上引导同学们进行讨论。当然，绝大多数同学都认为这位同学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也有同学为他辩护，说：“如果站在日本人的立场看，汉奸不是挺好的吗？”我有点激动：“身为中国人，我们能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看待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吗？”马上有个同学回答：“当然，共产党政府肯定是不允许的！”我气极了，但尽量控制自己的语调：“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你难道允许日本人侵略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你又是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的？”那个同学回答：“从日本人立场上看，这不过是战争的策略而已！”我可真有点气急败坏了：“如果地下有灵魂的话，你可要小心南京三十万同胞的冤魂找上门来！作为中国人，你竟然站在日本侵略者的立场上来看待他们发动的这场非正义的侵华战争！那么日本政府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也就见怪不怪了！”我根本没想到是非不清的学生竟然不只一二位，最后，我不得不花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引导全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下课了，回到办公室时，我依然心潮难平，激动地和同事们谈起这件事，他们也说自己班里也有类似这样的学生，每当课堂上说起一些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英雄烈士时，总有一些同学认为：人都死了，精神不朽有什么意义？

　　我很感慨：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我们的学生中怎么会有这样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当然，他们强调自己在写考试作文时，是绝对不会这么写的，这些想法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他们知道要想得高分，作文中的思想性应该“积极阳光”些！我觉得，真正可怕的恰恰就在这儿！他们凭着心里并不认可的“积极阳光”的思想在作文中投老师所好以获取高分，而真正的内心却有着很不健康的价值观和模糊不清的是非观。我想起近年来媒体不断报道的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等高级知识分子犯罪的案件，好多案犯曾经都是老师同学心目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们的思想教育恐怕存在严重的虚伪性和无效性！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之路，曾经有一个阶段是极端强调思想性和政治性的，后来，又矫枉过正地极端强调其工具性，再后来，又提出了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统一起来，到现在，新一轮的语文教育改革则提出语文教育在落实知识、技能双基的同时，应该重视学生情感、意志、价值观的培养。我想，在当今如此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学生的情感、意志、价值观能否真正切实有效地得到培养，关键不在于教师是否具有重视思想教育的理念，而在于我们如何让这种理念落到实处，真正有效地贯彻到语文教学实践中。

　　这就涉及到一个“灌”与“堵”还是“引”与“导”的问题。可能有些老师会奇怪：你的学生怎么会在作文和课堂上说出如此放肆的话来？是不是被你一向倡导所谓“个性化的思想”惯的？

　　是的，我宁愿我的学生在作文中课堂上讲出他们那些并不“阳光”甚至有点“灰暗”的真话，至少，我还有机会跟他们进行交流讨论纠正！

　　就如那个写《我为妓女抱不平》的女生，她的确挺有个性的，当我一开始在课余时间跟她交流她文中的观点的时候，她就说：“老师，我就知道你的思想那么传统，肯定不会同意我的观点的。但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将师生之间的观点差异归因于代沟，这往往是学生用来反驳老师的杀手锏。于是，我仔细研究了她文章中存在的推理漏洞后，再一次心平气和地和她一起进行分析：“你强调了风尘女子沦入风尘的客观原因往往是生活所迫，她们中有一些人在某方面有高于常人的见识甚至有可敬的人格尊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人在面临生活困境时依然有多种选择，应该尽可能选择正当的职业让自己有尊严的生存下去。而出卖肉体无论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从来都不被认为是正当的有尊严的职业，因为这无论对于自己还是社会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即使如你所说有一定的利，那也一定是弊大于利的，妓女的存在绝对是社会不文明的象征。所以那些被历史或文学作品认可的风尘女子们，她们的共同点往往是在误入风尘后不甘心过这样的出卖肉体的无尊严的生活，努力通过抗争想方设法摆脱这样的生活，有些甚至为之付出生命！另外，你可以认可她们中的少数人有非凡的见识和人格尊严，为她们的不幸命运抱不平；但是，你不能以偏概全，为整个妓女群体抱不平，甚至认为是正当职业！你可以再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过了几天，不，是几个星期，这位女同学主动来跟我说：“老师，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的观点是片面的！奇怪的是，我往往有些和大家不一样的观点，并且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有道理的，可说出来却又是漏洞百出的！”我笑了：“能有不一样的观点是好的，你有好多文章不是挺有思想，挺有个性也能被大家接受的吗？关键是有了观点后，要努力去自圆其说！如果所有的观点既与众不同又都能自圆其说，你不是成了思想家了吗？老师的观点在你们看来有时不也偏激的吗？我不能自圆其说时，你们不也可以反驳吗？”

　　再来说说那场关于“义利观”的讨论，我发现，有时候仅凭我自己一个人去纠正学生的不太正确的观点是“吃力不讨好”的，反而会给学生一种“老师在用气势压我”的错觉，不仅说服力降低，而且也不利于调动其他同学的课堂参与意识，于是，经常性地，我尽量控制自己的“说话”欲望，将话语权交给学生，多开展一些生生交流。那节课上，我发现自己的情绪越来越激动的时候，赶快打住，让同学们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张子豪同学结合自己写的作文阐述了他的“生死观”：“我从孟子‘舍生取义’中学到的就是‘死得要有价值’。放眼当今社会，有多少人碌碌无为，荒废自己的一生，他们不知人生难得，不知珍惜生命，敢问这种人生有价值吗？也有不少人，贪恋财色名利，机关算尽，到头来一场空，甚至陪上身家性命，这种人生究竟有何意义？我想，倘若活得没有价值，还不如有价值地死一回。与其苟且而生，不如为大义而死。抗日战士，不愿老死在家中，要死也要战死沙场，也要为保卫祖国而死，捍卫民族而死。文天祥不愿屈辱地活着，因而他屡次起义，兵败而死。胡适曾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等着去做更伟大更有意义的事，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不可贸然放弃生命。而当那一刻来临之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奉献出生命。因为，我们虽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改变生命的宽度。而为大义而死，是对生命最好的诠释。”陈涉雨同学结合自己的作文阐述了她的“义利观”：“义有大义小义之分，利有大利小利之别。为大义弃大利者为圣人，为大义弃小利者为贤人，为大利弃小义者为常人，为小利弃小义者为庸人，为小利弃大义者为奸人，为大利弃大义者为恶人。浮生何促，白驹过隙，若得俯仰无愧，何惧人间是非？苟尽吾之所有，可保一邦安定，虽赴汤蹈火，又在所何辞？人活着，便当好好守护自己的生活，如果有能力，也该好好守护别人的生活。生与义不可兼得，惟有以死明义，若苟且偷生，或许能保一己之命，可置天下苍生于何处？置本心天良于何处？这样的人活着，却也与死无异。失去了义的人，行尸走肉而已。”于是，我再进一步引导他们思考下去：“人但愿自己义利兼得，没有人想义利兼失的，当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有人选择舍义取利，于是干出许多损人利己的事，也许利己的目的能一时得逞，一旦机关败露，没有不声败名裂的，甚至搭上身家性命，最终义利两失，三鹿集团的董事长不是被判了死刑吗？也有人选择舍利取义，看似自己吃亏了，但好人有好报，人们最终会看到好人的价值，还好人以应得的名誉，这不是义利兼得了吗？”

　　情感、意志、价值观的培养，是我们语文教学中一个不可轻忽的重大任务，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才，但人才并不是指那些仅仅拥有丰富科学知识的高学历的人，人才的前提条件应该是身心健康发展的有健全人格的人。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情感、意志、价值观，那么先进的科学知识掌握得越多就对人类的危害越大，这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代，都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高一语文教学在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时，应重视学生个性化的思想习惯的培养，并且一定要在学生说真话的前提下，努力将他们的思想往善与美的道路上引领。

　　要想切实有效地落实这一点，必须在方法上多作研究。我们不能一味架空式地进行“灌”，如果学生的“胃”不好，哪怕你灌的是“牛奶”，他们也未必能吸收；也不能武断地进行“堵”，“堵”也许能让学生写出“阳光灿烂”的语言，却未必是他们真实的思想。我们应该学大禹治水，尽可能地“引”出学生真实的思想，然后努力利用“师生交流”“生生交流”加以有效的“导”，将学生个性化的思想洪水努力“导”向真善美的水渠，从而灌溉出真善美的良田。

　　最后回到开头的小故事，面对既天真（讲出真话）又不太天真（不借橡皮）的孩子的反问，老师该怎么办？我想，老师首先应该肯定这孩子讲真话的勇气，他没有像其他大多数孩子那样一边心里觉得憋屈，一边却在老师的语重心长的教育下“乖乖”地将橡皮借给同桌，他说出了自己小小年纪无法解决的困惑。然后，老师得认真回答他的问题：“橡皮是你的，你可以不借，但是，万一你下次考试时忘了带笔，向同桌借铅笔时，他不借怎么办？现在你将橡皮借给同学用一下，同学就会把你当作他的好朋友，好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忙，下次你需要帮忙时，同学也会乐意帮你！”也许这孩子能明白帮助同学其实也是帮助自己的一种方式。利人其实也是利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