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语文”不是学“语文课本”

　　如果不关注阅读，死抱着教材学语文，那么学生进入中学后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到头来，在最关键的高考考场上，恐怕也难以获得好成绩。当别人的孩子正在拼命去读去背一些无关紧要的、最多只能供翻翻而已的文字（主要指语文课本）时，我在让孩子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经典作品。从阅读量上来看。以目前北京市小学四、五年级课本为例，一本教材大约有2—3万字，而一个四年级儿童的正常阅读量应该达到一学期80一100万字——并非教材的两万字是“浓缩的精华”，可以抵得过一般书籍中的20万或200万字，它就是两万字，不多也不少一这就是说，从学生应该达到的阅读量来说，教材所提供的阅读量远远不够！语文教育界近些年开始强调学生的课外阅读，并开列出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但大多数学校和教师看重的是当下的考试成绩，对课外阅读并不重视，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基本上都局限于语文课本。尤其是小学，教学活动几乎全部紧紧地围绕着课本展开。所谓“课外阅读”，不过是一缕耳旁风。

　　从许多人的经验及各种资料中可以归纳出，学好语文有很多要素，但最核心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阅读，在语文学习上没有阅读量的积淀是不可行的。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试用过许多的手段来促进学生的脑力劳动，结果得出一条结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扩大他们的阅读范围。阅读贫乏的人，一定是语言贫乏的人，同时也是思维贫乏的人。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学好语文，却漠视他的课外阅读，这好比给一个本该喝一杯奶的孩子只预备了一匙奶，让一个想学游泳的人进浴盆试水一样。现在好多中小学都开设了阅读课，但这些课基本上不是孩子手里拿本书去读，而是教师讲“阅读方法”，学生做“阅读题”。这宛如当一个人需要喝水时，旁边的人就滔滔不绝地给他讲一大堆关于喝水的知识，并让他回答一些关于喝水的问题；而盛满清水的水杯却从来不肯递给他。不少人对阅读与语文学习的关系认识不足，有的家长甚至阻挠孩子的课外阅读。他们很关心孩子的成绩，听人说读课外书对学习有好处，就让孩子读几天，可孩子刚一产生阅读兴趣，开始出现着迷的样子，家长就担心了，怕耽误学习，又赶快把孩子拉回到课本中。这些家长总认为读课外书不是学习，学课本才是学习。

　　在小学中确实有这么一种现象，一些孩子从不读课外书，考试成绩经常很高，而一些经常读课外书的同学在考试中并未显出优势。这是因为小学语文考试卷一般都是紧紧围绕着教材来的，考试前紧扣教材的反复训练，确实会让孩子们在卷面上表现出好成绩。事实上，不少人的成绩只是一种假象。并不是孩子们作弊了，而是这样的考试不能考查出学生们真正的“语文水平”，它只是在考查“学课本的水平”。语文成绩假象一般只能维持在小学阶段，一旦进入中学，尤其是高中，语文考卷和课本的联系越来越弱，。成绩与阅读量的相关性就显现出来了。高考语文试卷，除一些古诗文外，绝大多数内容和教材无关，它考查的基本上就是学生真实的语文水平——我并不是说高考的命题方式是最合理的，在这里无意评价这一点，只是想说明，如果不关注阅读。，死抱着教材学语文，那么学生进入中学后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到头来，在最关键的高考考场上，恐怕也难以获得好成绩。而一个语文水平真正良好的学生，他可以从容应对任何形式和水平的考卷，高考中也不会表现得平庸。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在中学教语文时，虽然肩上有学生升学考试的压力，但他总是在开学的第一个月就领着学生把课本全部学完，剩下的时间进行广泛的阅读和相关学科活动。他也是如此蔑视教材的一个人，却能把普通校的“差班”教到考试成绩超过重点校的“实验班”。他把握住了语文学习的核心，取得好成绩也是件水到渠成的事。大多数家长和教师做不到像李路珂的父亲或魏书生那样，有勇气并有能力让孩子甩开语文教材来学习，但我们至少不要唯教材是从。首先认识到学语文不是学语文课本，然后才能大胆地把课外阅读引进孩子的学习中。学好语文有很多要素，但最核心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阅读，在语文学习上没有阅读量的积淀是不可行的。如果学校教育中没能为孩子们提供足够的阅读条件，课外阅读就一定要在家庭中补足。考试前紧扣教材的反复训练，确实会让孩子们在卷面上表现出好成绩。事实上，不少人的成绩只是一种假象。并不是孩子们作弊了，而是这样的考试不能考查出学生们真正的“语文水平”，它只是在考查“学课本的水平”。语文成绩假象一般只能维持在小学阶段；一旦进入中学，尤其是高中，语文考卷和课本的联系越来越弱，成绩与阅读量的相关性就显现出来了。

　　写作激情来源于表达的愿望，写真话才清楚自已想表达什么，才有可表达的内容，才能带来表达的满足感。没有人愿意为说假话去写作。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写作，说假话总比说真话更费力气，难度更大，并且虚假的东西仅仅带来需求上的满足，不能带来美的愉悦。

　　如果孩子在写作训练中总是不能说真话，总是被要求写一些虚假的话，表达自己并不存在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思维就被搞乱了。这样的要求会让他们在写作中不知所措，失去感觉和判断力，失去寻找素材的能力。于是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知该写什么。

　　不说真话的写作，使学生们在面对一个命题时，不由自主地绕过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放弃自己最真实的情绪和体验，力不从心地搜罗一些俗不可耐的素材，抒写一些自己既没有感觉，又不能把握的“积极向上”的观点。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中小学生有这样的通病：在写作文时没什么可写的，找不到素材和观点，拼了命去凑字数。这样做出来的作文可能符合“规定”了，但它的负面作用会很快显现出来——不愉快的、做作的写作让孩子们感到为难，感到厌倦，写作的热情和信心被破坏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孩子讨厌写作文。现在中小学作文教学花样何其多，作文课上，老师会告诉孩子很多“写作技巧”。但那些都属于“小技”的范畴，最大的技巧“说真话”却总是被忽略，甚至被人为地毁坏着。当一个人干一件事时，如果没有“大技”只有“小技”，他是既干不好也干不出兴趣的。失去“大技”，其实连“小技”也难以获得。尽管教师在讲“作文技法”时都会讲到写作要有“真情。实感”，可学生在实际写作中很少被鼓励说真话。来自教师、家长和社会的“道德说教”意识仍强有力地控制着学校教育，从孩子开始自我表达的那一天，就急于让他们学会说“主流话语”，而从不敢给他们留下目我思考和自我表达的空间。教师对作文的指点和评判，使学生们对于说真话心存顾虑，他们被训练得面对作文本时，内心一片虚情假意，到哪里去寻找真情实感呢？文以载道，文章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品德情操，中小学生的作文训练也确实应该肩负起孩子们思想品德建设的责任。正因为如此，中小学生的作文训练首先应该教会孩子真实表达、自由表达，然后才谈得上。“文字水平”与“思想水平”的问题。把孩子引向虚饰的表达，既不能让他们写出好的作文，也达不到思想教育的目的。当孩子把真实表达改变为矫情表达，他就开始去说言不由衷的话；当孩子把自由表达拘束在大人提出的框框里，他的内心就开始生长奴性思想；当他为作文成绩而曲意逢迎时，他就在磨灭个性，滑人功利和平庸……这些对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建设又何尝不是破坏性的呢！鲁迅说过，流氓就是没有自己固定的见解，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毫无操持可言。从小的流氓语言训练，是会养育出流氓的。正常的写作其实是个自我思考的过程，所以也是在思想上自我成长的过程。一个孩子面对一食命题能进行独立的思考，他的思考是自由而诚实的，他就会找到自己想表达的内容，他心里就会有很多想说的话；不用为了凑字数而写些空洞无物的话，动笔时就不会发愁。如果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并没有使他堕落的因素，他绝不会因为在作文中可以自由表达而变得思想不健康；而思想的成熟自然可以带来写作上的得体。

　　写作中的虚构与虚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实质上是有想象力与缺乏想象力的区别。基于真情实感的虚构，是具有想象力的美的东西；虚假的文字是缺少真情实感和想象力的勉强之作，不会有美在其中。“当你要求儿童说出自己的思想的时候，要保持审慎而细心的态度……应当教会儿童体验和珍藏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教他们寻找词句去诉说并不存在的感情。”在写作中“说真话”开始是意识问题，到最后就变成了习惯和能力问题。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一些虚假训练包围，那么他就可能丧失了说真话的习惯和能力，不是他不想说，是他已经不会说了。要恢复这种能力，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说，写作“首先是勇气方面，然后才是技术问题”。写作中说真话的勇气，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容易培养，耽搁了，也许一辈子也找不回来。当我们苦苦寻找“写作技巧”时，其实技巧多么简单——写作时请首先记住“说真话”。给孩子灌输这一点，它的意义超越了写作本身。就像钱理群先生说的，“培养一个人怎样写作，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培养一个人怎样做人”。说真话可以让人产生写作兴趣，发现写作内容，即想写，并有东西可写——没有这两点，写作就是件不可想象的事。目前影响学生们“说真话”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教师、家长和社会的“道德说教”意识，这种意识使我们如此急于把种种高尚情操栽种在孩子心中，急于让他们学会说“主流话语”，而从不敢给孩子留下自我思考和自我表达的空间。

　　写作文时，尤其面对一个命题作文时，要调动自己的诚意，因为题目来自老师，乍一看题目，可能自己一下找不到感觉，不知该写什么，那么在动笔之前一定要问自己：就这个题目或这方面内容，我是如何理解的，我最想说什么，我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吗。我孽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写作中的虚构与虚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实质上是有想象力与缺乏想象力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