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鲁迅一百句

 研讨鲁迅，高头讲章尚矣，但文辞之美，尤堪玩味；弃如微末，至可惜也。此“一百句”萃取疏解，偏重文辞，不敢谓尽得原著之精神；照隅识小，或可当愚者之一得。

    譬如《“来了”》一篇，批评中国无真实之主义，惟报道主义“来了”之叫嚷。叫嚷不断，“来了”亦不断，故最终来了的，惟有“来了”。此等立论，痛快何似，岂“老吏断狱”可比；然究其神髓，仰赖“文字游戏”多矣；而文辞之美，兼收于思想启迪之外。

    海德格尔云:“语言总在说出它自己”。日常言谈隐含无量启示，深察细味，善用此天然富藏，使奥妙之事畅快表出，文章家之能事，莫过于此。

    蔡元培序《鲁迅全集》，特以“用字之正确”概括其天才，每为论者所不解。其实“用字之正确”岂属末技。鲁迅论诗，主张“实利离尽，究理弗存”，自谓其文只是“悲喜时的哭歌”，“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真精神直追《毛诗大序》和陆机《文赋》标举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然“嗟叹”、“永歌”、“舞之”、“蹈之”、“缘情而绮靡”者赖何？文辞而已。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谓文学“须言之有物”，“物”者，“思想感情”也。但光有“思想感情”可乎？章太炎批评宋以后作家“不懂小学”，“文辞也不能动人”，也许把“小学”抬得太高，但以“动人”与否在乎“文辞”，见识卓绝。作家文辞荒芜而想以别种手段感动读者，缪矣。文辞动人，哪怕堕落为帮忙帮闲，仍然可取——此点鲁迅杂文《从帮忙到扯淡》论之颇详。

    但鲁迅认为汉语本身不精密，须大量引进西方逻辑语法。《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结语“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就是一个实践。三十五个汉字的“定语”包含多重转折，并非同义重叠，这等造句法，“五四”至今，绝无仅有。若论“欧化”，诚然“极端”，却非“恶劣”。吾人读之，不但不拗口，反觉错落有致，声调铿锵。汉语学习域外语言空间与弹性很大，然亦惟善学者，方能出奇制胜。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记念刘和珍君》所谓“出离愤怒”之后的旷古奇文，而因“神圣的愤火”(胡风语)的淬炼，愈见灿烂。论其妙绝，已非单纯“炼字”，亦不仅依托西文逻辑语法，而植根于中国文章特有的排比、对偶、双声叠韵的悠久传统，亦即周作人所谓“因了汉字而生的修辞手段”。

    民初，太炎弟子进入北京学界，中国文风，从此丕变。他们崇尚六朝文章，做白话文也特别讲究藻采气势，与喜好唐宋古文的“桐城派”成对垒之势。钱玄同痛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掊击“桐城”是真，捐弃“选学”是假。周作人四十年代初作《汉文学的传统》，继续声讨“谬种”，对“妖孽”却网开一面:“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上世纪二十年代，郭绍虞深得周氏用心，探索“中国文学与汉字之关系”，于双声叠韵，特多发明，五十年代初并提出“白话赋”的构想，念念不忘从汉文学传统寻找新文学可资利用的资源。有此识见者，代不乏人。白话文通过这一系的努力，向古文继承遗产不少。

    现代作家，善用排比对偶与双声叠韵者，无人能及鲁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只是一个著例，全集中他自己所谓出于积习的“对子”，不胜枚举。《野草》诸文，几乎全用严格对称。但鲁迅文辞，并不倚赖某一方面，双声，叠韵，排比，骈偶之外，还有根基于《楚辞》、汉赋与“小学”的“炼字”，变化西语繁复语法(李长之所谓善用“关联词”而使多重复句联络一气)，“向活人唇吻学习”的新鲜泼辣的口语——中西古今，熔铸配合，韵散雅俗，存乎一心，随物赋形，盈科以进，收放张弛之间，常予人新鲜刺激，可以针劳，可以药倦，作者读者之心遂纶结一体，不觉其隔。文辞至此，曲尽其妙矣。

    鲁迅，我尝终日与人而论之，不如须臾读其文章也。鲁迅文章，我尝终日而读之，不如把握其思想感情也。鲁迅之思想感情，我尝终日而玩索体贴之，不如涵泳记诵其格外铿锵精悍之警策句段也。研读鲁迅，章句之儒不可哂。何哉？盖鲁迅文学之精髓，泰半在其练字之用心，造句之奇崛，音节色泽变化之自然而丰饶，以至写情状物之绝少滞碍也。

  《鲁迅一百句》  郜元宝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