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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w.net 引 言
二十世纪末，文学界和知识界对中小学语文教育发出诘问：“语文课，我们失了什么？”“语文课，为何总让孩子们黯然神伤？”诘问还是比较温和与冷静的。但有些“抨击”文章却异常愤激，诸如“语文教育，误尽苍生”，“中学语文，罪责难逃”，“为孩子们呼吁”，等等。著名作家王蒙也在痛悼冰心时感慨：“今后还有这样大气和高明，有教养而纯洁的人吗？伟大的古老的中华民族，不是应该多有几个冰心这样的人物吗？”一些大学教授也对中学语文教育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说对考入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首先要做的是对他们进行“刮骨治疗”，认为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无论在学习方法的培育还是在思维方式的养成上，对学生都是“毒害性”的。这些批评文章，后来都结集出版，较有影响的是王丽编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
对中学语文缺失文学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的批评，是继“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的一个“教育批评浪潮”，也可以说是建国之后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的“舆论准备”。掀起这次浪潮的，是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和大学的一些教授、专家。至于中学语文教育界，除一两位特级教师在高考辅导讲座中“顺手一击”略作回应外，皆保持沉默。他们只能沉默！在多重挤压下“带着镣铐跳舞”的中学语文教师们，能诉求什么呢？
舆论准备之后，是一批批专家学者出洋考察，把西欧、北美以及日、韩的基础教育现状与大陆的基础教育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继而回国宣讲，并讨论制定新课标，再层层培训，掀起新课程改革的“风暴”。有一本批评传统倡扬现代的教育论著书名就叫《新教育风暴》。可是，新世纪才行进七年，“浪潮”与“风暴”早已平息。浮出水面的，是各种汗牛充栋的与新课标配套的必读丛书、优秀课例、规范课件、黄金题库以及教辅套餐！至于中学语文教育，却依然在多重挤压中“带着镣铐跳舞”。
“车马足尘知音少，急管繁弦正声稀。”热闹过后，正是对语文教育进行认真检索，冷静思考，对一些深层次问题寻解求答的契机。显然，要探讨语文教育何以形成目前这种状态，和如何使之回归本真这些问题，就很有必要对她的百年坎坷进行一番理性的回顾和思索。
一、语文：强势话语下的仓促回应
我们知道，在一九零四年以前，中国并无单独成科的语文教育。此前的语文教育，是附属于经学的。即使是一九零四年，在清廷“废科举，兴学校”等新政措施下单独成科的“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也还是和“读经讲经”科相并列的。但不管怎么讲，《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1904年1月13日）总算是宣告了语文学科的独立。
清廷何以要“废科举，兴学校”，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在于传统的私塾教育和选官制度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在于“普之胜法，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教师”。换言之，则是清廷为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不得不顺应舆情，将西式教育与夷人学制移植到私塾与科举的废墟上。仅就语文教育而言，在当时还是一种渐进式的改良。在不废读经讲经的同时，教育的宗旨是“远法三代，近取泰西”和“以道德伦常为先”。教育内容除增设文字科和文学科外，仍特别强调传统的经学。也就是说，语文独立之初，经数千年积淀而成的优雅的文字、文言与文学传统仍处于尊崇的地位。对之给予致命打击并使其“忍辱含羞六十余年”（在中国大陆已是八十余年）的，是二十世纪初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和紧继其后的不间断的以政治为核心的各种语文改革。
与语文教育密切相关的新文化运动，其孕育与发生，从表层上看是文白之争，是新旧之争，是中西之争；但深层动因和洋务运动一样，是欲“师夷长技以制夷”。由于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的屈辱，致使“天朝大国”的沉梦迅速破灭。并由此导致当时的知识阶层对清廷完全失望，并认为在固有文化传统中已寻找不到变革求新的思想资源。不仅如此，知识阶层的主导思想还认为传统文化已成为救亡图存的巨大障碍，必须加以彻底清除。在心态上，则呈现两极：一极是在强势话语面前无力回应，转而在认同强势话语的同时“乱骂自己的祖宗”。把落后挨打的一切罪责归之于传统。另一极则是认不清“文言当死，白话当立”的时代需求，还要自欺欺人地在《易经》等古籍中去考证声光电化在中国古已有之。形成思潮和运动，当然是前者为主潮，后者则是一股千夫所指的潜流而已。总之，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由于不平等的话语权，加上求新图存的急切心理，最终导致了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革新运动，都是沉梦惊扰之后的被动回应。当然，也可以说是觉醒之后的主动应对。列强全方位的入侵，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奋起“救亡”和“启蒙”，其仓促和急切，是不可避免的。语文教育与新文化运动同系一舟，其发展的轨迹自是紧密相连。新文化运动很快嬗变为政治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暴烈行动，文化启蒙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休克。语文教育当然也不能不服务于救亡急务，由经学附庸蜕变为政治附庸，并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失落传统文化的“诗魂”！这一命运，在如飓风般迅速推进的时代浪潮中，是不可避免的。
二、由诗到语：语文教育的坎坷历程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府所辖的教育主管部门，都为语文教育设定了具体的目标。考察不同时期的教育目标，大致可以看出语文教育的行进历程。下面，不妨梳理并检讨一下各历史时期的教育目的，以窥探其斗折蛇行的发展轨迹。
清朝末期即语文独立之初的教育目标是：
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
这可以说是当时语文教育的总目标。至于阶段性目标，初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字”科为“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常见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并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急需”。而高等小学和中学堂的“中国文学”则分别为：
其要义在使用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已备应世达意之用。
入中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凡学为文者之次第：一曰文义……二曰文法……三曰作文。次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
以上语文教学目标比之现在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显然要高深得多。更重要的是，在突出“致用”的同时，尚未扬白抑文，尊俗斥雅，与文学传统还保持着承续的关系。比起六十余年后那些高度概括和意识形态化的语文教学目标，显得较为切实和具体。可是，这一“改良”仅如昙花一现，迅即为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或称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教育方针所取代。
辛亥革命从形式上推翻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文字”与“文学”也改称“国语”与“国文”，教育目标亦随之一新：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
这是民国初年的语文教育方针。注意，这里“通解普通语言文字”已成为国文即语文教育的“要旨”，而对于“高深文字”亦即古诗文，则只求“略解”。这样，白与俗又进了一步，但文学教育尚未流失，仍需“涵养”。
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北洋政府又将“国文”改成“国语”，其教育目标是：
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展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和思想力。[11]
这是小学国语的教学目标，初中国语的教育目标则是：
（一）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
（二）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
（三）引起学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12]
下面是高中国语的教育目标：
（一）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
（二）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
（三）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
（四）继续练习用文言文作文。[13]
显然，北洋政府时期语文教育是把“语”即白话定位在“技术”层面，而把“文”即文言定位于“能力”层面，还是文白并重的。突出语文技能的教育，意识形态对语文的浸染还不明显。
到了国民党执政时期，小学改称“国语”，中学为“国文”（台湾地区至今仍沿用）。国语的教育目标是：
（一）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此应为“具论”之始——笔者），以期全国语言相通。
（二）学习平易的语体文，以增长经验，养成透彻迅速扼要阅读儿童图书的能力。
（三）欣赏相当的儿童文学，以扩充想象，启发思想，涵养感情，并增长阅读儿童图书的兴趣。
（四）运用平易的口语和语体文，以传达思想表达感情，而使别人了解。
（五）练习书写，以达于正确清楚匀称和迅速的程度。[14]
再看初中国文的教育目标：
（一）养成运用语体文及语言通畅的叙说事理及表达情意的技能。
（二）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文书报的能力。
（三）养成阅读书报的习惯和欣赏文艺的兴趣。[15]
高中国文的教学目标则是：
（一）继续养成学生运用语体文正确周密隽妙地叙说事理及表达情意的技能，并依学生的资性及兴趣，酌量兼使有运用文言作文的技能。
（二）继续培养学生读解古书的能力。
（三）继续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16]
对照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的教学目标，国民党执政后更侧重语体文的技能训练了，文言能力仅是“酌量兼使有”之。虽然文学教育尚未完全流失，但“语教”已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而传统的“诗教”，已如江上孤帆，渐行渐远。
抗战军兴，国民党教育部将中学改为六年制，国文目标为：
（壹）养成用语体文及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貳）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及读解古书之能力。
（叁）培养欣赏文艺之兴趣，及陶冶文学创作之能力。
（肆）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从代表民族人文之传统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与发扬民族精神。[17]
为了“唤起民族意识”和“发扬民族精神”，文言在这一时期又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语文学科的性质被定位为“技术训练与精神训练”。但“固有文化”的教育已是黄昏夕阳，回光返照。因为二十世纪是追新求奇，崇尚革命的世纪，温文尔雅的诗教文言不可能适应波诡云谲的政争需求和战争环境。抑文扬白，尊俗斥雅，乃是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运动的客观需求。至于文学、人文、情操等的涵养与培育，在一个历史大变局的转折时期，是难以顾及的。所以，由诗到语，也是语文教育的势之所趋。
下面，我们还应特别提及老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及语文教育目标。因为，这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语文教育主潮的源头滥觞。
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小学暂行制度条例》，其中指出：
在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小学教育，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18]
在学制上，《条例》则规定小学修业年限为五年，分为初级列宁小学（三年）和高级列宁小学（二年）。解放后文革时期曾沿用此制，只是未冠以“列宁”二字。至于教学目标，一九三四年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小学课程教学大纲》则规定：
小学的一切课目都应当使学习和生产劳动及政治斗争密切联系。[19]
这一教育目标后来经毛泽东提炼，概括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成为新中国的教育指南。具体到语文教育，《大纲》则具体规定初级列宁小学的国语课为：
应包含政治（最浅易的叙说革命常识、乡土地理、革命历史等）及自然（浅易的叙说物理、化学、生物及生理卫生的常识），同时，必须在初级小学的三年中，教授最简易的叙说文的作法，使初级列宁小毕业生能自动地写作简单语句的短文。[20]
高级列宁小学的国语教育目标，是在初小的基础上增加了“议论”和“批评”的成分，即议论文的作法。要使高级列宁小毕业生“能自动的写作最浅易的短篇文字，尤其是应用文，如信，路条，短篇论文等。”[21]《大纲》还特别强调：
国语课本身，目的也决不仅在于使儿童认识多少新字，而在于使他们能够逐渐运用自己的语言以至文字，来发表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的感情。[22]
根据《大纲》的原则，教材的编写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通俗特点。
应当注意到，瑞金时期的教育实践虽然极为短暂，但这一时期和后来延安时期的教育理念，却是新中国建立后制定教育方针的基础和核心。
抗战时期，各解放区的教育实践，是按照中共中央“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教育方针进行的。这时明确提出了“教育服务”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当时甚或在一定的语境中自然是合理的，但后来由于这一思想的正宗性和在具体实践中的失“度”，终致使教育的身份成为当下要求的服务员，从而使教育自身功能的发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尤其应注意的是，出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边区政府明确规定：
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在干部教育中，现任干部的教育重于未来干部的教育；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23]
无论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应该重于其他所谓一般文化教育。[24]
这里的“重于”，在严酷的军事斗争环境中，当然是正确的，并且也由革命战争的胜利所验证。但是，当历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未能适度转换和调整，延续至五十年代以及其后，终致使教育未能平衡发展，落入与时事政治和当下经济亦步亦趋的境地。作为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语文教育尤其是如此。
通过以上梳理，大致可以看出，语文教育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代有两条延展轨迹，一条轨迹是：单独设科后的语文教育，在频繁的目标更迭中与文化传统逐渐疏离。“文”与“雅”逐渐衰落，最终成为陪衬和点缀。而“白”与“俗”则逐渐成为正宗和主流。另一条轨迹则是：政治意识形态对语文教育的逐渐渗透与强化，最终使语文教育的内容和目标走向浅俗和逼仄。两条轨迹或显或隐，交相影响，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文革时期，语文教育则基本沦为时事政治教育了！
参考文献：
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故宫文献特刊.袁世凯奏折专集[Z].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1991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3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204-549
唐德刚.胡适杂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3
[11][12][13]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14][15][16]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上海：卿云印书馆，1925
[17]六年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重庆：正中书局，1941
[18][19][20][21][22][23][24]徐家良.小学语文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3-14
（注：本文为贵州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科研课题）
杨发清，男，贵州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语文教学论和古典美学的教学与研究。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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